但是，当冈比亚将缅甸告上国际法院时，有没有人批评过它对也门关注不足？换句话说，西方以外的任何人是否也必须达到看似不可能的“关注平等”标准？伊拉克人现在对乌克兰的关注是否与对叙利亚的关注一样多？如果他们优先考虑自己的安全，我们会责怪他们吗？同样，乌克兰人是在抱怨非洲的被动，还是在向邻国寻求帮助？我与欧洲人的对话表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问题作出一致反应的原因在于强烈的个人不安全感（这里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而这种感觉无法通过呼吁普遍性来强制实现。无论是欧洲人还是非洲人，出于自卫的回应都会有所不同（关于人道主义援助和西方“偏见”的回应，请参阅Hugo Slim）。
所以它必须做得更多。我理解这种观点，但我担心它也会重现它所批判的分析模式，将所有冲突的解决都归结为西方是否愿意干预和援助“其他国家”的问题。这种观点以西方为中心，在国际法辩论中也是如此，而且有演变为西方解释论的风险（有关“乌克兰和平计划”背景下的强烈谴责，请参见此处）。但矛盾的是，这种观点也让“其他国家”逃脱了责任，因为它助长了关于西方是所有不公正的根源的简单论点，或使相对主义的、中立的态度合法化。正如我前几天在与罗纳德·斯莱的 保加利亚资源 推特交流中提到的那样，我完全同意，例如，每个人都应该关注乌克兰和埃塞俄比亚的大规模暴行。与此同时，作为一名研究非洲国际刑法的人，我仍然不相信西方应该在埃塞俄比亚发挥领导作用。如果非洲联盟（它拥有足够的权力来解决埃塞俄比亚冲突）未能提供“非洲问题的非洲解决方案”，那么西方究竟如何“做得更多”以及“给予更多关注”意味着什么？（有关以非洲为中心的深刻分析，请参见此处）。
我问这个问题不是因为我知道答案，而是因为我不知道。一般来说，现在对西方的很多批评都带有“做也得罪，不做也得罪”的意味，虽然我理解不断反省的必要性，但我并不确信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人们是否能找到正确的平衡。当然，“那又怎么样呢”可以成为团结的呼吁，动员（又是西方？）对世界各地冲突的反应。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乌克兰问题也存在严重的集体脱敏风险，更糟糕的是，俄罗斯的论点被错误地合法化，以证明其“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是正当的。
我目睹了非洲国家正在上演的这一幕。虽然评论最初集中在肯尼亚在安理会的原则立场上，但非洲的立场正在发生变化（例如，投票支持将俄罗斯驱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国家少于联合国大会最初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国家），而且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辩论无关紧要是天真的，这些辩论围绕着乌克兰抵抗和俄罗斯的战争目标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