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 Heather Dichter 在她2014 年的H-Diplo论文中指出的那样，体育外交的一个难题，或许也是它的标志性悖论，在于各国在多大程度上将体育作为世界舞台上的试验场。但是，各国需要这些用以证明其优越性的“大型活动”也需要国际合作。自 Dichter 对其进行评估以来的近两年里，该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本论坛上发表的论文反映了该学科的发展以及进一步研究的途径。当前的美国和全球政治及其对赛场的阐释表明，国家内部甚至国家外部的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加深了对国际舞台上政治和体育如何运作的理解。
就在今年，运动员们已经明确表示，研究后 9/11 时代的体育史和国际关系将是多么复杂，但又是多么令人兴奋。例如，最近的里约奥运会就出现了医务人员、孕妇、巴西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 (NOC)、巴西政府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 财务数据 会 (IOC) 之间因游客可能接触寨卡病毒而产生的紧张关系。除了特别影响妇女和未出生婴儿的健康危机之外，在有时会有孕妇运动员参赛的赛事背景下（例如 2012 年，美国运动员Kerri Walsh Jennings 在怀孕五周的情况下获得沙滩排球金牌），巴西行政人员和里约官员面临着是否为奥运会做好准备的争议，这让人想起 1968 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首届发展中国家奥运会上出现的“明天”心态。外界人士还担心里约的暴力犯罪，美国游泳运动员 Ryan Lochte 和他的队友在赢得金牌后报告被抢劫，这似乎证实了这种担忧。然而，当他们的故事被揭穿时，却凸显出一个问题：运动员在国内的待遇如何会让一个国家在国外蒙羞。
相比之下，难民奥林匹克队(ROT)的派出则允许来自饱受战争蹂躏国家的运动员参赛，这对国际奥委会自身让各个国家参与的根本原则提出了挑战。尽管如此，国际奥委会选择为该队宣传的面孔，即尤斯拉·马尔迪尼，是一张美丽的脸，背后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无私故事；马尔迪尼来自叙利亚，2015 年逃到德国，途中（与其他游泳运动员）将救援船从土耳其拖到希腊。美国公司Visa 赞助了这些运动员，并在奥运会期间播放了马尔迪尼的一则著名广告“游泳”，将她在泳池中和拉着模拟难民小艇的图像并列，并配上她的画外音。“那天晚上引擎熄火时，”她吟诵道，“我告诉自己不要放弃，要付出一切。我当时做到了，现在也会做到。”该广告强调了在叙利亚内战等紧张时刻企业在国际体育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且通过一名女性来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