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JIL》2020(2)期中，我们发表了一项关于公众对投资仲裁看法的实证研究。我们的文章介绍了我们进行的四项实验的结果，这些实验旨在评估哪些因素对公众对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结果的接受度影响最大。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测试了许多可能影响公众看法的因素——即 ISDS 的制度设计、投资仲裁所保护的权利，以及将国内投资者纳入或排除在 ISDS 的好处之外。
Thomas D. Grant 和 F. Scott Kieff 发表了一篇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回应，回应了我们的研究。我们感谢 Grant 和 Kieff 对我们文章的关注，以及他们提出的观点，这让我们能够重新点燃EJIL关于国际法学术“实验转向”的辩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采纳 Grant 和 Kieff 的一些建议，希望鼓励他们（以及任何其他感兴趣的 EJIL 读者）尝试研究国际法。
挖掘板条箱的危险
有时，您会因为喜欢封面艺术而忍 澳大利亚 WhatsApp 号码数据库 不住购买某个不知名的 20 世纪 80 年代意大利合成流行二人组的旧专辑。您跑回家播放唱片。大多数情况下，结果都是令人失望：音乐几乎无法收听，而且乐队不为人知是有原因的。您最好选择不那么冷门的专辑（也许是经典的披头士专辑？）。然而，偶尔，您会中大奖：这张冷门专辑原来是一颗隐藏的宝石，它很快就会成为您的个人最爱之一。
当实证研究者提出假设时，类似的动态可能会发挥作用。各种独立变量（在我们的研究中，即投资仲裁的特征）可能会影响因变量（公众对 ISDS 的接受度）。如何选择要测试的变量？“实验中涉及的特征越多，实验结果就越可靠”，Grant 和 Kieff 建议。我们同意：魔鬼藏在细节中。然而，精细化是有代价的。正如我们在文章中所解释的那样，“虽然很明显，问的问题越多，数据就越准确，但在受访者保留方面存在一个关键的对立点：如果受访者的兴趣消失，可能根本没有数据”。即使最热切的音乐收藏家也无法买下整个唱片店，因此需要做出选择。但如何做出选择呢？
在有关投资者与国家仲裁的辩论中，非终身任职和终身任职裁决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也当然不应被忽视，特别是考虑到它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的突出地位。然而，我们绝不会假设终身任职与非终身任职的区别是“最强烈影响偏好的因素”，正如 Grant 和 Kieff 所说。我们的论点要谦逊得多：一些制度设计特点（例如裁决者的终身任职与非终身任职特征）可能会影响公众的看法。但这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相关性，这些因素也可能影响公众对 ISDS 结果的接受度。事实上，我们的一项实验（不幸的是没有引起 Grant 和 Kieff 的注意）就关注这样一个因素：获得司法公正的问题以及因此将国内投资者排除在 ISDS 之外。